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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悲鸿与刘海粟的历史迷案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05 19:17:52 阅读: 来源:蒸锅厂家

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,徐悲鸿(1895—1953)与刘海粟(1896 —1994)两人之间的恩怨情恨,堪称一桩“历史谜案”。我在此不就徐、刘两人的艺术成就来作评判和排次,因为这也不是笔者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我在此想简略地介绍一下徐、刘两人“交恶”的若干关键问题或相关事件的始末。此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极多,本文只选择其中几个主要问题:徐悲鸿究竟是不是刘海粟的“学生”?徐悲鸿为什么会与刘海粟“交恶”?刘海粟是不是“汉奸”?应该基本可以厘清历史真相了。

1912年11月23日,刘海粟、乌始光等人在上海乍浦路8号租一座西式楼房里创办了“上海图画美术院”(1921年更名为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”),并在1913年2月的上海《申报》上刊登招生广告,第一期共招收12名正科学生。徐悲鸿是第二期招进的预科学生,而刘海粟其实并不教授预科学生。但徐悲鸿在此仅仅学习了两个月,发现学校教学情况与自己原来预想的大相径庭,颇有上当受骗之感,就“不辞而别”回宜兴老家去了。所以从实际的情况而言,刘海粟并没有真正教过徐悲鸿学习绘画。刘海粟有“校长”之名,而无老师之实。也就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,刘、徐两人并无师生关系。

1935年10月,刘海粟在上海举办“欧游作品展览会”。作家曾今可(1901—1971)在《新时代》月刊上发表了《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》一文,其中有一句话说:“国内名画家徐悲鸿、林风眠……都是他的学生。”这句话激怒了徐悲鸿,他在11月3日在《申报》上发表了《徐悲鸿启事》一文进行回击。徐在文章里就明说“上海图画美术院”是“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”,“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”。徐悲鸿在文章里还用了“流氓”、“吹牛”、“营业欺诈”、“学术界蟊贼败类”等字眼直指刘海粟本人。刘海粟看后也大怒,立即予以反击,仅隔一天就在《申报》上也发表了《刘海粟启事》一文,竭力表白自己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观念,否认曾氏的文章是出于他的授意。徐悲鸿在4天后再写文章进行反击,说话更不客气,其中有一段话对刘海粟的人品和绘画表示了不屑:“绘画之事,容有可为。先洗俗骨,除骄气,亲有道,用苦功,待汝十年,我不诬汝!”两人多年的恩怨已经公开化了。此次两人的“笔墨论战”却以刘海粟的偃旗息鼓而暂时告终。其实徐悲鸿在“论战”中,以及后来写的文章或给朋友的信件里直指刘海粟的“软肋”,就是刘的“人品”问题。“亲有道”三字是有所深指的,并非无足轻重,所以徐悲鸿略占了上风。令徐悲鸿不能容忍的是,如果说自己曾经在“上海图画美术院”学习过也就算了,但刘海粟一定要宣称是自己的老师,并以此津津乐道,就似乎有点“无耻”了。从此之后,徐、刘两人在国内外的艺术场合里都开展了“明争暗战”,至死亦不相往来。

1939年底,汪精卫在日军的支持下粉墨登场。汪伪内阁中的高官、也是刘海粟的好友褚民谊,力邀刘海粟担任汪伪政府的教育部长。由于当时蒋介石政府对投敌的汪伪官员实行暗杀策略,所以刘海粟不敢答应,就远走南洋,在雅加达举办“中国现代名画家筹赈展览会”,后所得赈款15万盾,叫当地的华侨总会管理,直接寄到了贵州红十字会转交给前线的抗日将士。当年郁达夫在新加坡知道之后,也力邀刘海粟到新加坡来举办筹赈画展。1940年12月21日,刘海粟到达新加坡。不到一月左右上海沦陷,海外华人闻之激发了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。郁达夫曾为刘海粟的筹赈义举写了许多文章和诗歌。后来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,新加坡也被日军占领,刘海粟也因此滞留在新加坡。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刘海粟竟是乘日军飞机回到上海的。后来有关刘海粟的这段历史中,大都说刘是被日军押上飞机遣送回上海的,刘海粟后来也“口述回忆”说:“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飞机送我回来,有许多人不理解,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。误会很多,我不管的,随他们去说。这种事情你不能解释的,越解释越不清楚。但是内心痛苦极了。”然而,当初流落在南洋的文化人士非常多,为什么日军单单会派军用飞机送刘海粟回上海?

更令人不解的是,刘海粟于1943年11月在上海举办画展,组织者是汪伪政府的司法部长张一鹏,许多日本军官、商界要员和汪伪政府高官都前来参观画展。当时的《申报》在报道中说:“刘海粟亲自招待,巡回观摩,风趣横生。”报纸还刊登了刘海粟与“盟邦”友人握手言欢的照片。后来,刘海粟对此有过辩解:“当初,他们许多人批评我办画展不应该请日本人到场,我的想法同他们不一样。你日本人再骄傲,地位再高,什么华东陆军总司令,大佐还是什么佐,你还是要来给我捧场,恭维我,出钱把我的画买回去供在你的大厅里。这不是耻辱,这是自信。”真的不敢想象,被日军残暴杀害的郁达夫先生如果在九泉之下,听了他生前好友的这番“豪言壮语”不知会有何感想!《新华日报》在1945年8月23日出版的报纸中,刊有《文化汉奸名录》,第一名文化汉奸是周作人,第六名文化汉奸就是刘海粟。另外还有陈彬龢、林微音、张资平、陶亢德、柳雨生、章克标和汪馥泉等人。

1949年以后,刘海粟由于此段历史“污点”,逐渐被新中国政府予以“闲置”和“边缘化”,与徐悲鸿备受尊崇的政治和艺术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。1953年徐悲鸿知道刘海粟将出任“华东艺专”校长,在5月和8月,就先后写了两封信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表示抗议和反对。在8月份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周扬部长: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,令刘海粟检讨,我回来思量,以为不必要。原因是: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‘检讨会’,不解决问题,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:(1)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哪些勾结?参加过哪些媚敌活动?担任过何种职务?…… 以上各点,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。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,我同意宽大处理。如果他隐瞒或辩护。足证问题严重,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。我想先生当能同意。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,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。”如果不是徐悲鸿突然病逝的话,那刘海粟此生则几无在政治上“咸鱼翻身”的可能。

刘海粟在生前多次的“口述历史”和“回忆”中,还有许多有关人物和历史事件的“信口开河”或者随意虚构。比如他究竟是不是康有为的弟子?他究竟有没有营救过陈独秀?江青(蓝苹)有没有曾做过他的“模特儿”?潘玉良究竟是不是刘海粟“上海美专”的学生?傅雷为什么会与刘海粟“交恶”和“绝交”?蔡元培和周恩来究竟有没有帮他调解与徐悲鸿之间的“恩怨”?等等。许多事件真相或在时间上,均无法自圆其说,甚至漏洞百出,匪夷所思。谎言之所以有人相信,是因为相信它就可能有利可图。更有些他的学生、崇拜者、作家和学者,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或利益,偏听偏信,并为之粉饰传扬,几成“信史”。

历史的真相永远只有一个,虽然有时真相会被人为地进行掩饰和篡改,但是任何人只要曾经在历史的长河里跋涉过,就必会留下难以泯灭的痕迹。任何对之掩饰、夸大或篡改的企图,虽能得逞于一时,但妄想以此改变历史的真相却是徒劳的,反而还会留下被后人嗤笑的话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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